現代社會，“人”高度發達，全面發展，人的能力已經可以完成許多事情，進而對于能夠做的事是否要去做產生了思想分歧。

在討論“做”與“不做”之前，似乎對于“事”應該先下一個定義，到底是什么“事”是否要做。若這件事是無意義的，也就是說不論是對自己或是他人的發展、利益都無法起到正面作用，甚至起負面作用的事，不應該去做。就如斗毆、偷竊等行為，我們能夠做，但不論從道德層面還是法律層面來看，都不應該做。又或是一些無傷大雅但可有可無之事，做起來耗費時間、精力，但收益卻幾乎沒有，這樣的事似乎也不該做。

所以對于“做事”這一議題的討論似乎應著重于“事”而非“做”。“人”的高度發達帶來的不僅僅是行動能力的巨大提升，更是對事物思辨能力的巨大飛躍。做一件事之前對于其價值意義的考慮才應決定我們是否要做，而不是說有做事的能力就不計成本、后果地莽撞行事。而人的發展、進步也來自于這種思考，無效做事會讓人的發展變得遲緩不前、不進反退，而評定其價值意義，有選擇、有目的地做事，才能保證人的全面發展。

由此看來當下的普遍現象：能夠做的事不去做，在不同角度來看，褒貶不一。對于有利于我們發展或是職責所在應完成的事情，在我們能夠做的前提下，因為“拖延癥”“懶癌晚期”等主觀因素不去做，確實應被詬病，這種“不正”之風不僅對個人發展造成危害，還會逐漸帶歪社會風氣，我們應該抵制此類風氣。從另一角度來看，一些無意義或不合乎道德信仰的事情，若還選擇去做，就不那么恰當。錢學森作為當時頂尖的中國科學家，在美國完成學業后，決心回國效力。對于錢老來說，他完全有能力留在美國享受更好的科研環境和優渥的生活，但他并沒有這么做。因為錢老明白自己是一個中國人，在國家急需人才來建設時，應該回到祖國，留在美國并不違反法律，但不符合自己的道德信仰。

“人”的高度發達、全面發展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行動能力的提升，還是品質、精神、思辨結構的顯著進步。對于能夠做的事，做與不做應由事前思考、評估決定，莽撞做事、盲目做事都不應該被提倡。

人之為人，非在做事之能，應在事前之思。